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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以钢:世纪之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2014-10-08 21:49 作者:乔以钢 来源:女性文学研究 浏览: 我要评论 (条) 字号:

摘要: 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国外性别理论的系统译介与多维理论视野的建立; 第二, 女性性文学基本概念的辨析和理论资源的清理; 第三, 思考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本文土实践过程中的得失; 第四, 结合创作学实际探讨性别与文学


                                   世纪之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乔以钢

内容提要: 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国外性别理论的系统译介与多维理论视野的建立; 第二, 女性性文学基本概念的辨析和理论资源的清理; 第三, 思考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本文土实践过程中的得失; 第四, 结合创作学实际探讨性别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第五, 关注女性文学的学科化建设。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在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 迄今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世纪之交的中国, 社会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女性文学的研究实践也在不断探索中走向丰富和深邃。本文拟从以下五方面, 对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进行概括性梳理和探讨。

     第一, 国外性别理论的系统译介与多维理论视野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当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被引进到大陆的时候, 承担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国内学界一部分从事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 如朱虹、王逢振、康正果、王岳川、林树明、盛宁等。这些学者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外语功底, 对在西方兴起多年并仍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有着敏锐、清醒的认识。从起步之时开始, 他们就没有仅限于一般性的译介, 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实际出发, 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了必要的理论辨析和阐述。这些工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年, 有关译介方面的工作在先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此期的译介者在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方面较前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 他们之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不少女性译介者曾先后在中国和西方接受高等教育, 对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有着较多的了解。开阔的学术视野, 双重的学术背景, 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女性主体性对国内性别状况的切身体察, 使她们的译介视野更开阔, 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这些译作既有在性别研究方面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外文原著, 也有经中国学者筛选、编辑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著作或论文集。一批译著在国内的女性批评实践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性的政治》(凯特·米利特)《《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 (贝尔·胡克斯)、《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约瑟芬·多诺万)、《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钟雪萍等主编)、《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苏珊·S·兰瑟)[1]等。

    在译介过程中, 与此同步进行的对西方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在趋于深入。较之前一时期, 译介者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另一方面, 对国内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状况也有了较前更为深切的了解。他们
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 联系国内女性文学实际进行了富于理论深度的思考。例如分别出自两位年轻女博士张岩冰和宋素凤之手的论著《女权主义文论》和《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2]。前者是王岳川主编“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中的一部。有关丛书编写的宗旨,主编在“导言”中明确强调, 是要“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学者的眼光重新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现象,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一指导思想在张岩冰所著的书中得到成功的体现。她在系统介绍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缘起及其历史背景, 阐述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的同时,指出其理论和方法论特征,结合对女权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影响进行考察, 总结了它的作用和意义。与此同时,就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引发的种种困惑发表了看法。女权主义文论的系统介绍与对理论本身的深入反思紧密结合, 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色。宋素凤的《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同样对西方女权主义文论模式进行了相当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作者曾先后在台湾、美国、大陆的高校读书和任教,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禀赋,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凭借娴熟掌握英、法两种外语的优势以及在海外搜集资料的便利条件,她在论文写作中采用了不少20世纪末西方有关女性批评的最新资料。作者主要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 将西方流行的种种女性批评理论加以条理明晰的梳理,结合历史背景,在展开比较中探讨。全书结尾以充满情感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改变社会性别文化现状的愿望: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长久以来对非男性的、非阳性的说得太少,说得太扭曲了。我怀疑——我想这是个合理的怀疑——对非男性的非阳性的不去认真思索与对待, 如何可以对男性的、阳性的(如果真有某种男性的、阳性的本质的存在)有较全面的认识? 它的一些向度必定也跟随着那不被讲述的一起滑入了无意识的黑暗大陆。所以不只女人要倾听‘沉默的、缺席的、没有说出的、符码化的’,男人也要定神静听: 那‘沉默的、缺席的、没有说出的、符码化的’,有可能是他自己失落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也正是从健全人类文化的高度指出了女性文论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众多译作中,陈顺馨、戴锦华选编的译文集《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3]是值得重视的一部。不可否认,中国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又充满张力和冲突。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使这份正、负关联更为紧密而繁复。基于这样的认识, 该书确定了“妇女与民族的关系”、“民族冲突中的妇女”、“妇女与民族的文化再现”的总体思路, 进而从三个方面具体介绍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多层次介入。“导言一”(陈顺馨) 就此所做的理论阐释, 指出这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理论、行动实践和文化再现层面。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或资源,批判的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利关系和不利于女性的性别秩序,以及维护、建构和强化这些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与践行,如父权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因为民族主义事实上同父权和资本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霸权统识的存在。在行动实践上,它有两种实践模式所涉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立场: 一种不否定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只是不满女性被置放在民族、国家计划的边缘上,建构民族主义就是把女性放回民族计划应有的中心位置,至少是与男性平起平坐; 一种否定民族主义的绝对合理性,不赞同其占有的霸权统识位置。在文化再现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者解构性别化的民族、国家话语, 就主体、形象、叙述方式、视觉效果以及语言等提出质疑并进行创作实践; 针对男性理论家或批评家在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再现进行理论化或评论时所呈现的性别盲点进行批评。这些阐释给人以启示,有助于开拓和活跃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思维,丰富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实践本身的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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